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见了好几次学生运动，并没有强烈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吧，但务必小心，不要弄出国际交涉来，千万别忘了当年洋人怎么利用教案事件的。”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
李谕说：“中国园林讲究意境，就算贵国现在营造方面更胜一筹，却绝对玩不明白‘意境’二字，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灵魂的东西。”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
“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但我发现传统中国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对国家问题十分冷漠。
而章宗祥比较胖，而且正好有人认出了他，拉过来就被一顿胖揍。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李谕和杜威讲的，肯定会发在报纸上，让众多学生看到，算是比较合时宜。
次日，孙先生知道杜威来后，也登门造访。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万万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那样才能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就是五分钟热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时，也会像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
傅斯年见事已至此，从怀中拿出一本记满学生代表名字的笔记本，丢进了火海中，然后离去。
着火警察就必须管了，但大部分学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几十个学生。
胡适与杜威看得几乎呆住，李谕拍拍他们两人：“该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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