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之后，钱谦益给吴瑛两个选择。
一个是杖责三十大板，然后在陈家银产剩余三万两中拨出三百两给吴瑛当生活经费，让她自己选择居住地点，改嫁他人或独身都可以，留在南京也可。
另一个选择是免去三十杖责，回到松江华亭,为陈宗裕守寡并照顾幼儿，陈家银产三万两除了分配给陈家其他族人和儿女之外，剩余三千两给她。
吴瑛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选择第一个。
至此吴昌时主谋的纵火案、行刺案算是基本了结。
钱谦益的重心也完全转移到对南直隶战时新政措施的监督落实上。
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阮大铖被抓回到南京。
他在桐城和怀宁交界处躲藏了一阵，终究还是被人告发，给抓获归案,又押解往南京了。
不过一到南京,正好碰上钱谦益把几件大案审完,罪魁祸首是吴昌时，和阮大铖无关。
阮大铖自然无罪释放，他对钱谦益感激涕零。
向钱谦益毛遂自荐，愿意为钱谦益此行任务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支援。
此时凌濛初也回来了，他在南直隶有代表性的几个府考察，主要是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徽州府。
此时也到南京，向钱谦益报告。
和北方相比，南直隶各府推行战时新政确实进度慢了许多，力度也弱了许多。
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强大影响力。
大部分读书人即便对战时新政没什么明确好恶，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
至于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在巨大的舆论威压之下，往往噤口结舌，不敢轻易发出不同的声音。
生怕触怒主流舆论，落得一个万夫所指,群起攻之的下场。
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影响力，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雇工雇农那里，同样有巨大的号召力。
激进生员只要稍作号召，大量下层百姓就会应声而起，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抢劫抄掠，甚至焚烧屋宅。
钱谦益听了凌濛初的报告后默默点头。
这和他过去的观察，以及在苏州府昆山县，还有松江府华亭县考察到的情形，也都符合。
要想在南直隶落实新政，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
阮大铖则向钱谦益分析道。
许多局面看似难办，实则要改变，只在于势的扭转。
过去民情士心在东林士子这一边。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两个高屋建瓴之势。
一个势是道德崇高之势。
东林所以能把控舆论，操控人心，在于其向来标榜道德崇高，廉洁刚正，敢于不顾个人得失，不取媚君上。
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则和东林意见对立者，不言自明就成了品格卑污，阿谀媚上的小人。
若只是空有崇高之势，而没有实利上的好处，自然也难以持久。
而东林和后继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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