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正史上，哪怕面对是赵宋，西夏的建国也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与大宋的鏖战争锋，方才实现。

　　如今，针对初步收复的夏绥以及生存其间的党项人，刘皇帝首先要消灭的，就是其独立的可能，削弱定难军经营近百年的底蕴。

　　此前，在刘承祐的授意下，经过政事堂诸公的综合考虑，反复商讨，最终拿出了一套夏绥的善后办法以及治理策略。

　　基本上，是在国舅李业建议的框架下进行调整，那毕竟符合皇帝心意，也是朝廷收治夏州的最终目标。只是，不像李业所求的那般急切，一步到位。

　　然而，即便手段相对柔和，却有一则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党项人要真正纳入大的统治体系，要服从官府的管理，要向朝廷缴纳赋税。

　　有了这个前提，在其他事务上，商量的余地也就大了。党项人可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俗，不需要强行推动改发易服，但是，大汉律法制度的推行，也是势在必行的。

　　为安抚党项人，朝廷也给予一定的优惠，比如三年之内，不收取任何赋税。各部党项人，仍旧允许其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尤其原首领管理，朝廷挑选恭顺朝廷者授予官职。党项人所依赖的青白盐，朝廷不直接剥夺，但会派盐监前去“指导”，同时加强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往来、经济联系。

　　总体而言，对于党项人，朝廷采取的绥靖政策，在稳定局面的基础上，逐步同化。绥靖的意义在后世已经变成了软弱、投降，为人所鄙弃，然而，其本意绝不是一味的退让与妥协，只是顾全大局的一种政策罢了。

　　魏仁溥这干宰臣，自是老成谋国，在大局抵定的情况下，不欲采取急切的政策与过激的手段，以免节外生枝，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皇帝也理解，因而认同了他们的想法。当然，最主要的是，众臣深明皇帝吞并消化党项人的目标，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却努力。

　　有了这个认识，与刘皇帝达成共识，也就不难了。

　　相较之下，对于拓跋李氏，就不那么客气了，其三代以内，不论嫡旁系，悉数迁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经过商讨，决定将自李光睿以下的李氏族人，全部迁到河北。在集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上，最终选择了集中，无他，方便管理，迁徙的目的地，则是相州。

　　银州与绥州，并没有出乎意料，很快就陆续投降归附。毕竟，此前一直表现得强硬，实力也最雄厚的李光睿都投降了，他们哪里还能有其他选择，都老老实实的。

　　在夏绥四州尽复之后，朝廷的善后命令也相继而到，没有任何的拖延，杨业与王祐便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再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落实。

　　迁族的事情，在拓跋李氏内部，自然引起了强烈不满，重土念家，可不是汉人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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