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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