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豪强，最基本的素质便在地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上。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心知肚明，但并没有阻止的意思。潘佑在察其状况后，很是不满，觉得让地主们这么搞，朝廷将损失一笔不小的税收进项。因此，果断下令，禁止京畿道土地的“赠予及转让”。

　　这道命令，自然引起了广大地主阶层的不满，纷扰一直上传到朝廷，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默认这件事。

　　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做法，并不违规，没有背离新制。用一些名流郡望的话来说，没偷没抢，还配合朝廷施政，土地是他们的，怎么处置也是他们的自由，你潘佑不许，也太霸道了。

　　朝廷既然制定分等纳税的规则，就给了人家如此操作的余地，朝廷为税收，固然可以颁布禁令，但一方面清查土地所有权的难度摆在那里，赵普就始终秉持一点原则，政策越简单、越易理解、越易执行越好。另一方面，也不能服众。

　　当然，服不服众也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朝廷推行新制，目的在于改变税收性质以及计税依据，在于去人税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

　　至于土地的所有权，并不是重点，毕竟，不管其所属，土地就在那里，税制标准也很明确，有多少地，纳多少税。

　　而大地主们通过转移所有权以避税的做法，固然会给朝廷的税收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属于合理避税，在规则之下。规矩是朝廷制定的，自然要维护，除非，朝廷改变现行规则，彻底禁止土地买卖流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税改还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一点，那就是今后大汉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经营者，除了要缴纳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要向老地主们上交一定的“份子钱”。

　　至于交多少，就看他们私下里的约定了。而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地方上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将更加严重。

　　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而言，新税制是友好的，比起两税制，他们每年需缴的税赋是实在下降的，负担是大大减轻的。

　　但对于那些带有“佃户”性质的小农小户而言，却不一定了，朝廷的正税按土地数目来，而地主们私税，就看地主的“良心”了，但封建地主的良心，又如何经得起这等考验。

　　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若是遇到过分贪婪的主家，双重税赋之下，其负担可想而知，新的土地矛盾，又将滋生了。

　　虽然以大汉目前的土地状况而言，远没到那样的地步，大汉如今仍旧是以自耕农为主。但有些事物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有些趋势甚至是不可逆的，自耕农破产，失人失地，土地兼并持续。

　　改来改去，终究只是改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根本的问题没有改变，那大汉帝国的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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