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的道理。官场是被肃清了，军政官吏们是被折腾了个够，朝廷权威也树立了，但政权统治呢？却在事实上，不断滑落。

　　毕竟，官僚们尚且自顾不暇，又何来的心思与精力，去治驭豪强、黔首呢？西北官场在这三十年间，几经整饬，不动则矣，一发必是大案，牵连广泛。

　　而在数次整顿过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旁落的趋势。借着朝廷的整顿，一些豪强、宗族复起，窃取地方治权。

　　同时，为了统治西北，军政系统内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势力，朝廷的整顿虽然是无差别攻击，那些人同样损失惨重，但漏网之余，却趁机扩张影响，发展壮大。甘州杨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刘旸的进言，算是切中了刘皇帝的心理。若是刘旸拿政局动荡、民心不稳那些老生常谈的理由来劝谏，很可能只会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责。

　　在刘皇帝看来，朝廷大加吏治，打击贪暴，乱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阶层。民心，首先这个“民”字的定义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恶，甚至不需要他们有什么作为，他们就能稳如泰山。官僚与小民之间，也从来只有统治与剥削关系，整治河陇的目的，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太过肆意妄为，剥削太狠，吃相太难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来的怨言？

　　因此，这样的说辞，是绝不可能打动老皇帝的。但是，当太子拿地方治权与宗族、豪强反复来说事，那大事上还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视起来。

　　在老皇帝眼中，贪官可恶，可恨，但不可怕，是随时可以拿来擦屁股的厕纸。但倘若因为究贪治吏，导致地方治权旁落，问题才更严重。

　　于是，及时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拿下了那么多官员，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实现了。接下来，则要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之中，就从安抚西北官场开始

　　事实上，西北官场之弊，屡禁不止，甚至闹到治权旁落的结局。寻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无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运动，搞株连，扩大打击面，进行大面积清洗，这样搞，怎能不出问题。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时之弊，但带来的后遗症就不能凭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当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还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让地方豪强抬头的机会嘛。

　　与之相比，还是太子刘旸那种稳中有进的做法，更适合当下的大汉，做法不同，但最终目的也能达到，同时也更符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汉的政治，应该更加趋于理性，而不应由老皇帝随性胡来。而大汉的政治规则，本是由刘皇帝而发，但如今，很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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