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

　　如果说王、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反苛政，均贫富”的正义性的话，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兵困成都，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饥饿与死亡面前，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

　　在北上初期，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喜迎义军，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起义军要活命，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生存的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

　　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而是选择留下，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

　　义军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获取应有的“公平”，反而加剧了混乱，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去年大旱，农事耽误了，今岁旱情缓解，因为战乱又耽误了。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

　　而到这一步，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不说秋毫无犯，但绝无凌虐之举，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

　　这个作风，在李顺军转战初期，也一直保持着。然而，这种“仁义”对于一群由旁户、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实在太难得，也难以长久。

　　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激情过后，乃是更加的疯狂。生存问题面前，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

　　对于义军的变化，李顺也很苦恼，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实在不算强。同时，他也需要各种资源，尤其是粮食，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

　　成都拿下来，未必就能解决问题，但不拿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况，义军能打胜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气，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说到底，还是靠人命去填。

　　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你还能活下去，这如何能同舟共济，并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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