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先帝谥号，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

　　康宗毕竟是走了，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这一回，则需要刘文济这个“医者”来诊断、治疗。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对此，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

　　问题是严重的，挑战是艰巨的，然而，对刘文济来说，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难不过地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蛰伏观望。

　　当刘文济登上御座，安居龙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诸国使节朝拜时，他便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

　　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从小饱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对帝国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深刻，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

　　继位之初，重重压力，种种麻烦，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无害，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

　　但麻烦再多，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即便暂时事无所成，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

　　而这样的结构，固然使得贵族势大，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却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徐士廉、向敏中、王钦若的支持，而这四人，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远不比当初。

　　要知道，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至少在中枢层面，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当然，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

　　至于尚书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作为“首相”，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马。

　　不过，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及过往功劳，给了他一份体面，让他出任山陵使，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

　　这里需要提一下，在赵王出山，力挺立长，朝廷在刘文济继位事宜上达成共识后，才继续康宗的后事，刘文济登基，也是按照“以日易月”原则在国丧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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